撰文 / 《财经天下》周刊作者 李逗

编辑 / 董雨晴

突如其来的失业危机

人到中年，职场半坡，失业的危机第一次席卷而来。

张生被裁的事情并不是一夕之间冒出来的，但他也说不准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有时候，他想着可能和新来的部门领导有关，有时候又觉得和日趋紧张的绩效考核有关，认真想起来，他又觉得这场危机和今年年初房地产融资环境大变有着深层联系。

总之，在一个寻常的工作日上午，一封公司邮件突然出现，宣告了他这段职场生涯的终结。

张生，一位地产金融行业高管，年薪百万，工作履历上刷满了大厂、金融机构的光鲜背景，是被猎头争抢的佼佼者。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即将迎来人生中时间最长、波折最多的漫长失业期。

张生后来也释怀了，“我的业绩在公司排名前列，但我又老又贵，就这样失业了。”张生在这家公司做的是地产商票业务，对接的公司有世茂、远洋、碧桂园、龙湖等大房企们，但在今年7月份，地产商们赖以融资的商票业务被彻底卡死，兑付风波四起，张生负责的业务受到了严重冲击。

“我们公司不止我一个，整个团队的人基本都走了，房地产行业的商票业务完全做不了，只留下少量人维持运营就可以了。”张生最深刻的感悟是，“行业变化实在太快了，以前我总觉得哪有那么快，哪怕有，传递到自己头上也还早吧。现在看来，就是这么突如其来。”

张生开始进入一段艰难的求职期。起初，他还抱着难得能好好休息的心态。从毕业到现在，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年，即使是跳槽换工作，也都是无缝对接，从来没有间断过。

第一次面临“失业”的张生，马上做了四件事：盘点了一下自己的资产；联系朋友、同行、猎头，请大家帮忙看看机会；修改简历，重新审视新行情的薪酬水平、职位要求；最后，他还买了两大包方便面和速冻水饺。

他给自己做足了失业保障，但“失业”后的第一周，面对家人的质问，张生内心还是破了防。没有了工作后，张生长期待在家里，微信运动步数停留在百位数。为了免除妈妈的担忧，张生一如往常地按照以往的工作节奏进行作息，但行程不再是去公司，而是一早起床到附近公园遛弯，等到微信运动步数攒够到3000多步，他才回家继续刷简历。

但找工作的难度，却是他始料未及的。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求职市场上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比如，“以前大家找工作流程都很快，但现在基本都是以周为答复”，再比如，“原先招聘岗位给到的工资薪酬，出现了一定下滑”。

以往，每次跳槽都会涨薪的张生，开始认真考虑起了降薪。但张生没想到的是，兜兜转转找了三个月，最终拿到的offer，却是来自他的老家，一个三线城市。

收到老家发来的工作offer时，他内心想着这样的事，“回家想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做点自己的副业，因为失业对我是个警醒，就单靠稳定的工作收入，不安全感太强了。”更古怪的是，相比以往的“事在人为”，他现在更为相信的一个说法是，“哪有人推着事情走的，只有事情推着人在走。”

“讨债路上，我们像个演员”

张生还算是幸运的，比较来看，李桐比他惨多了。两个月之前，做着地产商票业务的李桐，正式宣告了自己公司的破产。

最近一段时间，李桐陷入了一段和实地地产集团的债务维权漩涡中。几乎每一天，他都会亲自奔赴到实地地产的办公点——富力广州总部大楼，和四五十位债权人一起，协商债务解决方案。但从7月份到现在5个月了，他们的方案依然没有太大的进展。

李桐，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凭着多年地产商票业务的经验积累，他在2020年10月决定单干，并在当年度一举赚得100多万元，但很快，房地产行业的疾风骤雨，又让他连本带利还了回去。

李桐公司的投资池里，躺着价值上亿元的实地、恒大商票业务。去年，这些业务曾给他带来可观的收益，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随着房地产金融强监管政策的陆续推出，实地、恒大相继曝出债务违约，李桐的公司经营情况急转而下。他解散了员工，只身一人开始了一段艰苦的讨债之路。

李桐自嘲，“我们评估自己跟演员一样，别人戏演的好了，可以收个几万元，但面对600万元甚至1000万元的债权，几万元又能代表什么呢，但你还得表演的好了，演好了，他才会给你付，你要演不好了，一毛钱都没有。”

按照他的规划，一切原本是可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在金融行业工作多年的李桐，对风险不是没有防范意识。

“其实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恒大整体的融资环境就一直都在缩紧，我们当时卡了一个时间节点进行控仓。按照我们设想，只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退出，债务问题是不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之前一两年内都没有碰过恒大的商票，之所以还拿着一小部分，无非是觉得收益还不错，况且持有额度非常小，即使赌输了也没关系。”

只不过，这一次的业务垮塌程度，超过他以往的想象。真正拖垮李桐业务的，还是今年7月份来自实地的存量债务的到期，给了李桐公司“致命一击”。

“说实话，我们当时没有预料到这个行业会这么惨。实地的债务原本是7月份存量到期，但当初没有处理好，我们和他们谈了半年展期，一个月支付30%，结果付了一期之后，后面就停掉了，后期支付起来就跟挤牙膏一样特别难，到现在也并没有支付完。”

“大意”的岂止是李桐一人。

2021年，没人想到在几声惊雷之后，地产余晖消失得这么快。当行业的巨大变化来临时，很多人陷入彷徨之中。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三道红线”出台后。2020年8月，央行出台了“三道红线”政策，对房企的资产负债率等指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进入2021年，资金监管政策进一步收紧，房地产融资受到限制，加上海外债务到期时间迫近，部分房企现金流吃紧，陷入债务困局。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除了供应商、债券人外，不少员工们也走上了讨债的道路。李桐说，“像恒大，几乎每个员工都有拉理财业务的任务指标，每个季度和年度面临一次考核，但现在公司肯定还不了他们理财的钱，而且也会影响到他自身的职场发展，即便说能够找到好的，但是实际上还会被很多无形的因素绑在里面。”

破灭的行业神话

“上亿年终奖”、“87年生人千亿房企总裁”、“200万元挖不到一个副总裁”、“承诺高层收入过亿元”……曾几何时，这些发生在地产行业的职场暴富神话，激励着许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到这个行业，但在行业下行期，高薪的诱惑正在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员工的离职潮。

事实上，行业的退潮不是从今年才开始上演的，下滑的迹象早已在多年前埋下。从事地产咨询业务的安永咨询师刘乾感受最为明显，在他的感知中，早在2019年时地产行业就已经走上了下坡路。

刘乾在中大咨询做了多年产业地产项目的咨询业务，更早之前，他还在奥园投融资中心，参与地产开发项目，产业小镇等业务。随着行业不再景气，地产公司的效益越来越差，但加班情况却变得越来越严重。

2018年之前，地产还尚在鼎盛时期，但到了2019年，房地产这趟高速列车，突然来了一脚急刹，就连校招这块不算核心的业务，也能明显感觉到，已经很难吸引年轻人了。

2019年的校招，给刘乾的印象最深。那一年的招聘宣讲会上，尽管前来招聘的地产公司们依然有很多，但招聘市场的温度却迅速降至冰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被包裹在“房企活不下去了”的焦虑论调中，早期对房地产行业抱有的强烈艳羡感开始逐渐消退。

刘乾回忆道，“几乎每一家地产公司都在反复强调，我们只是进入到白银时代，过去十年是黄金时代，只是稍微差一点，但还是很好的。很多公司都会在宣讲会上说，我们没那么差的，还是值得加入的。”

但即使如此，刘乾发现，实际应聘的员工人数还是出现了大幅下滑，“以前地产公司都是大把招人，但到了2019年的时候，招的人非常少，很多是几十个人到最终面了，最后实际只招一两个人。”他甚至怀疑，地产公司的高招聘需求其实是一种假象，“看似要招几十个人，但到最后可能只招一个。”

他记得很清楚，珠江投资在面试环节，有200个人参与，全部都是名校211、985硕士以上，但最终录取的人数只有个位数。奥园参加宣讲会时要招200个人，最终却只招了2个。“尤其是涉及到商科，基本上都是五六十人里挑一个。”

对很多人而言，挤破脑袋也要进入地产行业的很大原因在于高薪诱惑。过去多年来，为了匹配房企们高速增长的需求，房企们掀开了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在人才招揽方面，“宇宙房企”碧桂园曾引发过轰动的讨论，2013年下半年，碧桂园启动“未来领袖计划”，给入职博士毕业生们开出超出40万元的年薪，2015年-2018年，碧桂园从全球招收的博士生人数分别为256位，403位，1037位，1300位。

2016年，碧桂园正式登顶销冠，次年年初，碧桂园总裁莫斌在中国香港的一场春茗会上透露，因前一年经营超预期，集团年底将要发放的奖金实在“太多了”，尤其江苏等几个区域总裁将获得超过1亿元的奖励收益。

地产行业的高薪，吸引着不少年轻人涌入。刘乾介绍，“2019年的时候，一个商科毕业的应届硕士生，到地产公司都是16万元-17万元/年起薪，这只是白菜价。而且，相比其他公司来说，地产公司内部的职业上升通道也会更好一些。”

高薪同样也是刘乾最初加入地产公司的重要原因，但经历了行业起伏后，刘乾对高薪背后的代价也有了新的认识，“其实，乍看觉得地产行业高薪，但多数人不清楚，高薪达成的条件，也是很苛刻的，必须完成一定业绩目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拿到。”

高薪的另一个代价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普遍要面临着更大的危机：没有安全感。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经营的不稳定性，导致公司裁员几率非常高。

最新的中报数据显示，合景泰富、富力、泰禾等房企员工人数一年大降超过30%，即使是稳健派代表的万科，员工人数都从13万的巅峰大幅下跌，一年内员工数量降了20%。

少的不仅是员工人数，还有收窄的薪酬。机构统计，大部分上市房企薪酬总量增速连续收窄，2020年人均薪酬首次出现下降，高管薪酬同比下降5%。

逃离还是坚守？

“现在还有人加入我们吗？”在不久前的万科业务交流会上，郁亮自嘲道，“我们还是好自为之吧，缩表时代下，把现有员工稳定就不容易了。”

行业下行期，要不要转行，成为不少地产人的困惑，这不仅仅是普通员工面临的考验，即使是万科前副总裁毛大庆，也不得不做起“斜杆”青年。不久之前，毛大庆刚在北京国贸开了家包子铺，做起了包子的生意。

但对大部分打工人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卖包子”还是“卖房子”的选择题，而是现实的生存问题。行业不再高速发展后，地产人又该何去何从？

猎聘网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房地产相关行业求职者数量居各行业之首，人员占比高达14.73%，但新增职位数不增反降，人才需求度明显下降，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地产失业人员只能转行就业。

2021年，杨志顺利进入到碧桂园北方地区工程部门。吸引杨志进入地产行业的主要原因也离不开高薪诱惑，“毕竟建筑土木行业也就地产薪资高一些了”。但没多过久，他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地产行业。

“累，碧桂园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虽然薪资确实挺高的，不过代价就是没有个人生活以及压力爆表。”杨志说道，“工程部门的节奏基本是007，很多同事除了睡觉吃饭基本上都是工作，日常也都是住工地。”

加入碧桂园后，杨志每天和各种图纸打交道，但由于碧桂园的标准化流程十分成熟，对专业的壁垒差距要求并不高，同事们的专业背景性差异并不大。

“感觉在碧桂园干久了，就跟一个筛子一样，慢慢筛出来最适应碧桂园工作节奏的那些人了。”在碧桂园工作的5个月时间里，杨志所在部门里有近一半的同事调动了岗位。有人离开，有人加入，还有新加入的同事离职，周围的同事早已习以为常，但杨志还是觉得这种变动程度太夸张了。

“其实真正进入之后也会慢慢适应，但这种麻木的状态挺恐怖的。”没多久，杨志跟公司提出了离职，他去了一家央企的数据中心，从事研发管理工作。杨志的生活状态得到了很大改观，对于新生活他十分满意，“我新工作还不错，每天下了班都能干自己想做的事，有自己的时间了，而且休息日基本上都没有工作打扰。”

赵新同样也是选择离开的那波人之一。早期做地产商务策划的他，早在两年前就跳槽到百度工作，并在今年顺利跳槽到了字节跳动。可以说，他是地产人转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典型案例。

而地产公司普遍存在的管理效率低下，如“开不完的会，走不完的流程，做不完的PPT，发不完的朋友圈广告，做不完的周末暖场”，在赵新加入互联网大厂的第一天，也跟着随之消失了。

“整体来看，互联网大厂内部的工作效率肯定是优于其他房企，虽然开会也很多，但大多会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展开讨论。工作强度上来说，也不像外面传的那么妖魔化，有的部门确实很卷，有的也没那么严重。”

不过，即使跳槽到大厂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动荡不安，也逐渐蔓延到各个互联网大厂中。赵新发现，今年开始，互联网大厂纷纷陷入舆论质疑，行业逐步走下坡路，“员工被裁的机率高了很多，大家都身处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中。”

焦虑的不仅是人，身处浪潮中的房企们，也在试图打破行业增长瓶颈，努力谋求更多生存空间。譬如，合生创展也成立了一个名为“优选好生活”的互联网平台，将房屋、新能源车、金融保险等多个业务线，通通整合到一个大平台开展。知情人士分析称，“应该是对标房车宝，或者是想做一个贝壳。”

另有一些房企，通过加大数字化探索的方式，提升效率。一些龙头房企如万科、龙湖等纷纷加强了数字化团队的建设，从互联网大厂高薪挖掘技术人才，另有一些房企选择和第三方数据管理平台合作，如碧桂园服务、越秀中国引入钉钉等。

不安感蔓延行业上下的时候，焦虑浸透到行业里的每一个参与者。上至房企高管、金融机构、供应商，下至基层员工，无一不是时代沉浮中飘摇的个体。过往多年里，从业人员长期抱有着行业乐观情绪，却在今年的震荡期中逐渐消散，一种群体性的悲观情绪席卷而来。

但是，作为事关民生和经济、影响投资和消费的重要产业，房地产行业依然有着难以替代的经济地位。5天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提出，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目前来看，尽管行业薪资待遇短期有所波动，但和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依然具有较高的薪酬竞争力。在关键岗位上，房地产、金融、互联网同属三大高薪行业的格局仍然暂未改变。而伴随着这轮调控新规，那些盲目扩张的房企债务风险也将被加速出清，隐藏于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将被进一步化解。

破而后立，当房地产行业从“金融比拼”走向“产品比拼”时代，地产人也将更好的迎来属于他们的下半场，在那之前，不认命就是地产人最后的倔强。

（注：除刘乾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封面图源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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