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几年来美国和欧盟一直对我国政府支持TD-SCDMA标准的政策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技术中立”，由企业自行决定采用何种技术标准，并认为“这可以使消费者以低廉的成本获得最好的技术”。
果真如此美妙吗？笔者认为，当然不是！在3G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网络效应”及其导致的“锁定效应”
电信产业显著的特征是网络效应，即消费者消费某种网络产品的价值会随着消费该产品的其他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例如，在选择手机时，新用户更愿意选择原来用户多的移动通信网络，因为网络中用户越多，部署安装的网络基础设施越大，网络质量越好，潜在的通话对象就越多，该网络对用户的价值也就越高。这种消费者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构成了“正反馈”的网络效应。网络效应不仅存在于诸如电信、铁路、航空等有形网络之中，许多无形网络也表现出这一特征。
网络效应主要分为直接网络效应与间接网络效应。直接网络效应是指同一市场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即使用同一产品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增加其他使用者的效用，如电话、传真以及互联网等。
间接网络效应主要产生于基础产品与辅助产品之间技术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导致了产品需求上的相互依赖性。例如VCD播放机与VCD碟片、PC机与应用软件、手机与增值业务等，没有与之配套的互补产品，那么单一的产品对消费者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网络效应具有正反馈的特征，一旦某种因素使一种技术标准被采纳，正反馈机制使得收益递增，形成了“跑马圈地”，在圈地范围内将会阻止该技术被即使是客观功能优于它的技术所替代，从而市场被锁定。
例如某地方移动的GSM网络设备采用了A公司的设备，该设备的非标准接口就限制了其他公司GSM网络设备的进入。这种先入为主的现象就是“网络效应”导致的“锁定效应”。
由于锁定效应的存在，被市场最终采纳的技术标准可能并非社会最有效的。系统将沿着被采纳的技术标准所决定的方式进行，出现一个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必然的发展轨迹，这就形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路径依赖效应。
这就说明，因为存在“网络效应”导致的“锁定效应”，如果没有外力，比如政府的支持，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追赶者，我们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很难有翻身的可能。相反，如果抓住机遇，创造条件，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的技术即使是后来者，也可能成功。
“技术中立”的谬论
在全球还处在少数发达国家控制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格局下，说“技术中立，可以使消费者以低廉的成本获得最好的技术”，这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国外有关网络效应和技术标准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技术中立政策并不能保证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技术”。在标准竞争中，市场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差”技术长期占领市场，虽然有更好的技术存在于市场上，但由于标准的“网络效应”及其导致的“锁定效应”，市场无法协调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行为，从而相当一部分人“被迫”选择“差”的技术标准。
当国外技术标准一旦被“锁定”，国内用户没有其他选择时，国外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就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从而获得一般情况下很难或者不可能得到的巨额利益。同时他们可以阻止大多数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减轻市场的竞争压力，巩固其“跑马圈地”的势力范围。一些由基本专利技术定义的系统标准，往往被跨国公司这样的标准控制者作为专有技术或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从而形成对相应市场的垄断。即使其他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异，受“锁定效应”的影响也很难打破系统标准形成的壁垒。中国政府在3G上的“技术中立”，只会使国外厂商有机可乘，并以其3G标准垄断中国市场，从而葬送中国TD标准，造成严重后果。
TD占主流消费者才能获益
在移动通信领域，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通信技术基础薄弱而丢失了第一代；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错过了第二代技术之间的激烈竞争的时机，只能沿着产业技术标准规定的轨道发展。尽管华为、中兴研发生产了GSM、CDMA等系统设备，由于“跑马圈地”、“先入为主”的路径依赖效应，国内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过20%，而且要交巨额的专利、芯片和软件费，只能打一份苦工。
20世纪90年代末，移动通信从第二代推向第三代，在这个新技术产生的技术非连续状态关键时刻，中国有幸在1998年6月底截稿的最后一天提出了TD-SCDMA技术体制，而且经过技术之间的激烈竞争后成为ITU批准的3G的三种国际主流标准之一，创造了打破路径依赖效应，振兴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百年难遇的洗牌良机。
我国3G市场约16000亿元，超过北美和欧洲市场。如此巨大的一块蛋糕，如果没有中国自主标准的崛起，中国设备商在移动通信领域只能跟着欧美设备商捡一点残羹剩饭。如果中国力推TD占市场主流，即使我们只拿到50%的市场份额，中国也可以净得8000亿元。
如此，产业得到了良好的收入，另一方面网络规模效应也将发生作用，使得电信资费更加优惠；而TD的技术优势及规模生产，使得手机价格也大大降低。
